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药学术团体的成立几经波折，在1978年迎来了难得的机遇。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与时任中医局局长吕炳奎把握机遇，顺势而为——

1979年的初春，岭南“岐王”梁乃津从广州出发，奔向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他此次进京肩负一个重要的任务——评审全国范围内征集的1700余份中医药学术论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年近古稀的梁乃津和任应秋、赵恩兢等19位专家经常夜半方卧，黎明即起，他们干劲儿十足，忙碌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在为召开“中医界一次空前的盛会”——首届全国中医学术会议做准备。这次大会召开后，中医药学工作者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中医药人的学术性群众团体——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前身）。

几浮沉

春天悄然而至

中医学术团体的历史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立后，在“团结中西医”方针的指引下，各地中医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50年5月，北京中医学会宣告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中医学会。此后不久，广州、上海、天津、山西、江苏、黑龙江等地相继涌现了一批中医学会。

当时，中西医交流互鉴成为潮流。然而，卫生部门对中医采取不适当的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提高，中华医学会甚至曾一度不吸收中医会员，中医学术交流也受到了严重阻碍。很快，卫生部门的错误做法遭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

1954年，中央文委党组出台《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以及1956年，卫生部党组向中共中央递交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为中医药人加入学术团体打开了大门。据新华社报道，至1956年底，已有1000多名中医师入会。

但中西医特点不同，差异巨大，为了更好地进行中医药学术交流，中医药界人士在1965年酝酿成立全国性的中医学会。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这一呼声戛然而止。

中医学术团体发展再次进入蛰伏期，直到1978年8月，卫生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邓小平作出批示。9月24日，中共中央以[78]56号文件向全党转发卫生部《报告》。中医获得了再一次“解放”，中医药学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几经浮沉，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成立中医药学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集群贤

共商发展大计

1978年，[78]56号文件的出台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也为中医药行业吹来了繁荣学术的东风。

时不我待。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与时任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决心把握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发起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医药学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1978年6月，在卫生部为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召开的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上，崔月犁和吕炳奎向中国科协和卫生部递交了《关于成立中医学会的报告》。

根据中国科协和卫生部的指示（[78]卫政655号文），1978年6月11日，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会上，吕炳奎代表筹备委员会发言：“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的具体体现…尽早成立中国的中医学会，努力继承、发掘和整理、提高中国医药学的丰富遗产，积极开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活动，不断提高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水平，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出成果，出人才，为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而奋斗。”

短短数月，这个19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共召开了12次会议。筹备委员会最终决定，大会代表人选由筹备委员会指定名额，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主推选。同时，为了交流学术经验，摸清中医药学术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的方向和任务，筹备委员会决定向全国征集中医药学术论文，择优选用，经过专家的几轮评审，最终选了39篇文章在大会上发言。

与此同时，各地推选的380余名代表收到“英雄帖”，赶往北京“会师”。至此，不同流派、不同专科的中医药人终于不再散落天涯，而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

1979年5月18日上午8时，首届全国中医学术会议在北京西苑饭店隆重举行。吕炳奎在会上介绍，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一是交流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学术经验，探讨学术问题，检阅学术成果；二是成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及其所属的针灸学会。

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召开全国性的中医学术会议，成立全国性的中医学术组织，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在几千年的中医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78]56号文件如何落实？中医药学“后继乏人”的问题怎么解决？大会持续了整整七天，与会者对中医药事业的建言献策热情丝毫不减。有人提出，日本等国已经设立了针灸大学，大力培养针灸人才，而我们作为“针灸的祖国”，却连一个针灸学系都没有；还有的代表提出，应该给中医医疗机构营造更好的环境，安排基建计划时多考虑中医机构。

这些激烈甚至有些尖锐的问题和建议反映了无数中医药人的拳拳之心。参加会议时，许多老中医年事已高，很多人在会议开幕时万分激动地说：“我们再来首都的机会恐怕不多了，热烈盼望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如果中央领导由于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不可能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就请卫生部的领导把我们的心情汇报给中央领导同志，并代表我们向党中央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闭幕式当天下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陈慕华副总理的陪同下，接见了出席本次大会的部分代表，听取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

就这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在中医药人的热切盼望中诞生了。它成为一块“根据地”，让中医药人有了“心灵的归属”；它也成为一片热土，让中医药人前赴后继，在事业中耕耘，挥洒汗水。

再出发

兴中医利千秋

2002年，学会二度易名，正式更名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伴随着新的名字，它与历久弥新的中医药一同迈进了新世纪的大门。

近年来，中华中医药学会在中医药学术交流、科技咨询与服务、科普宣传、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成为一面独特的旗帜，高高飘扬。

为强学术之基，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编写多部学术著作，成立多家学术期刊。一时间，《长江医话》《黄河医话》《北方医话》《南方医话》《燕山医话》相继问世。《中医必读百部名著丛书》将百种实用经典古籍精心分类整理，加以注释，引导读者谙熟典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还有许多反映现当代名医大家的学术思想的出版物如《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名老中医处方墨宝》等。《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医药管理杂志》等学术期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成为中医药学术交流的“园地”。

不仅如此，中华中医药学会充分发挥专家团的“智库”作用，为中医药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制定了中医药理论整理研究十年规划，抢救中医药理论，为实现中医现代化创造条件。同时推动中医病历书写规范化建设，研究制定符合中医特点的病历书写格式和要求。学会还承接中国科协关于中医药参与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对策建议课题，开展中医药临床标准制定工作等。

为兴科普之业，学会组织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活动，开辟网络等多样化传播渠道，创作了形式丰富、生动活泼、贴近百姓生活的科普电视纪录片、书籍。

人才是中医药事业振兴的关键。为了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中华中医药学会举办数千项继续教育活动，十几万人次参加过学习和培训，其中不仅有高层次中医药人才，更有散布在广大农村和城镇社区的基层中医药人。

一个行业不能没有标杆。为立行业榜样，学会组织开展学术评选活动和表彰活动，激励人才竞先争优。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成为我国唯一代表中医药行业行使奖励权力并代表行业最高水平的奖项。

作为中医药人的“根据地”，中华中医药学会不仅是中医药人勤业竞先的“舞台”，也是中医药人充满温情的“家园”。

2003年，“非典”爆发。学会向各地方学会和专科分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发挥学会联系党和政府与中医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动员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专家优势，积极组织专家开展攻关；认真总结规律经验，并及时上报。危急时刻，这份通知成为中医药人的一根定海神针，鼓舞了一线工作者的士气，振奋了中医药人抗击“非典”的信心。

风雨过后见彩虹。危机之后，中华中医药学会迎来了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和解放军系统的中医药会员代表近500人参加了大会。这个年轻的组织影响力早已拓展到了国际，来自澳洲、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学术团体的友好人士出席了此次大会。

如今，中华中医药学会已经满40周岁，它由一颗幼苗成长为一颗大树，开枝散叶，长成拥有91个分会的中医药人“大家庭”。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征途中，贡献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成就新的光荣与梦想。